最近有个事儿特别能引起共鸣，全国人大代表李德祥在两会上提出要整治 “大数据杀熟”，还举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妻子买同一航班的机票，同一张票在俩人手机上显示的价格居然不一样。
这个建议一出来立马登上热搜，因为不少人都有过类似的糟心经历，订酒店、叫网约车、买会员时，老用户比新用户贵，用苹果手机比用安卓手机贵，这种差异化定价让人心里很不是滋味。
从法律角度来看，首先要弄明白的是，商家根据不同人显示不同价格，并不一定都是违法的。不是所有的 “千人千价” 都叫大数据杀熟，比如航空公司针对早买晚买、退改签条件不同的机票制定不同价格，这是正常的市场定价策略，符合市场交易规律。
但大数据杀熟的核心问题，在于平台利用了对老顾客的信任，以及自身掌握的信息不对称优势，对交易条件完全相同的消费者，实行不合理的歧视性价格，这和正常的市场定价有着本质区别。
这一行为其实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其中涉及到两部核心法律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明确，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
商家偷偷给不同用户标注不同价格，却不主动告知定价的依据和理由，直接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交易选择。更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四条，里面清晰规定，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应当保证决策的透明度和结果公平、公正，不得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这里的自动化决策，就是指平台通过算法对用户进行画像、分析后制定个性化价格，法律白纸黑字写着 “不得”，也就意味着这种大数据杀熟的行为，本身就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可明明法律有明确规定，大家却感觉大数据杀熟的现象依然满天飞，维权成功的案例更是少之又少，核心原因就是举证太难。
消费者怀疑自己被平台杀熟，却根本不知道平台的算法是如何运作的，也拿不到后台的定价数据，很难证明在同一时间、购买同一产品时，自己只是因为是老用户或者特定设备用户，就被报了更高的价格。
就像李德祥代表的例子，夫妻俩坐在一起同时买票，看似是同条件不同价，但想要证明这不是因为机票价格实时浮动，或者购票时几秒钟的时间差异导致的，依然需要拿出扎实的证据。
在司法实践中，消费者要打赢这类官司，首先得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存在歧视性定价，比如同时同地不同价的对比截图、聊天记录等，之后举证责任才可能转移到平台，由平台证明自己的定价是合理的，并非基于不合理的个人信息画像。但整个举证过程对普通消费者来说，依然困难重重，耗费的时间和精力都不小。
李德祥代表在建议中，还提到了细化网络不正当竞争认定标准、整治虚假交易、虚假评价等问题，这一建议也呼应了最新的法律规定。今年 3 月刚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对利用算法进行混淆、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作出了更细致的规定，让监管和维权有了更明确的依据。
同时，相关的算法管理规定也明确要求，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要向用户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提供便捷的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选项，也就是说，以后平台得给用户一个 “关闭个性化定价” 的按钮，让用户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
李德祥代表的这次建议，其实是把消费者憋了很久的委屈和不满摆到了台面上，也让大数据杀熟这个行业潜规则再次受到关注。这提醒我们，法律其实早就为大数据杀熟划上了红线，明确了这种行为的违法性，但要把纸面上的法律权利，变成消费者口袋里实实在在的权益，还需要更完善、更聪明的监管手段，比如加强对平台算法的监管，建立常态化的检查机制。
同时，消费者自己也得多留个心眼，遇到购票、订酒店等情况时多平台比价，定期清理设备的个人信息，一旦遇到明显的同条件不同价情况，果断截图保存证据并向相关部门投诉。技术的发展让算法有了算计人心的可能，但法律的初衷始终是站在公平这一边，只有监管发力、法律落地、消费者维权，才能真正整治大数据杀熟，让市场交易回归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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