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北京。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大门打开的时候，宋希濂站在那里，好半天没动。
他穿了一身新衣服，是管理所发的，料子不算好，但洗得干干净净。
十二月的北京风大，刮在脸上像刀子，他却觉得这风比重庆白公馆的穿堂风暖得多。
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
车门开了，下来一个人，穿着军装，没戴帽子，走得很快，步子还有点瘸——那是老伤，当年在鄂豫皖苏区留下的。
宋希濂一眼就认出来了。
陈赓。
他站在原地，嘴唇动了动，想喊一声“陈大哥”，喉咙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陈赓走过来，什么话也没说，先伸出一只手。
宋希濂握住了。
那只手很热，很有力，跟三十多年前在长沙小吴门火车站握别时一样。
“走吧，上车。”陈赓说，语气就像在说“走，吃饭去”。
宋希濂上了车。
他没问去哪儿，陈赓也没说。
车子穿过北京城的街道，宋希濂看着窗外的电线杆和标语牌，觉得这城市跟他记忆里的北平完全是两个地方。
三十年代他来过北平，那时候街上跑的是洋车，现在满街都是自行车，叮叮当当的，看着乱，但有一种他形容不出的生气。
车停在四川饭店门口。
陈赓推门进去，里头已经坐了几个人。
杜聿明、郑洞国，还有几个黄埔一期的老同学。
宋希濂一个一个看过去，有的他认得，有的他得想一下才能对上名字。
都是穿军装的，有的是解放军的军装，有的是便衣，但坐在一起，谁也不觉得别扭。
陈赓举杯，说了一句：“我们又走到一来了。”
这句话说得轻，但在座的人都听见了。
宋希濂端着杯子，手有点抖。
他想起上一次跟陈赓同桌吃饭，是1937年，在西安，那时候他还是国民党的中将，陈赓是八路军的旅长。
两个人坐在一张桌子上，谈的是怎么打日本人。
那顿饭吃了两个多钟头，最后陈赓说：“希濂，咱们在战场上见，谁也别让谁。”
那一仗，他们还真在战场上见了。
但不是对打，是各打各的日本人。
宋希濂放下酒杯，看了陈赓一眼。
陈赓正跟杜聿明说什么，笑得很大声，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比十年前在重庆白公馆见面时又多了不少。
宋希濂记得那次见面——1950年春天，他被关在白公馆，每天对着铁窗发呆，想的最多的不是死，是这辈子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
然后陈赓就来了。
那天早上，看守打开牢房门，说有人来看他。
宋希濂以为是管理干部，或者是哪个旧部，没当回事。
他坐在铺上，头也没抬，听见脚步声进来，然后有人喊了一声：“希濂。”
这声调他太熟悉了。
1923年在长沙，1924年在黄埔，1925年在东征路上，陈赓都是这么喊他的。
他猛地抬头，看见陈赓站在门口，穿着解放军的军装，帽徽上的红星在太阳底下亮得晃眼。
宋希濂站起来，嘴唇哆嗦了半天，说了一句：“你怎么来了？”
陈赓走进来，看了看牢房，看了看那张窄铺，最后看着他，说：“你好啊，看你身体挺好，我很高兴。”
就这么一句话，宋希濂的眼泪就下来了。
陈赓没劝他别哭，也没说那些场面话。
他在铺上坐下来，拍了拍身边的位置，让宋希濂也坐。
两个人就这么并排坐着，像当年在黄埔军校的宿舍里一样。
陈赓问他：“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宋希濂擦了擦眼睛，想了想：“1936年，双十二事变之后，在西安。”
“对了。”陈赓点头，“我是奉周恩来副主席之命去看你的。你还记得吧？我当时说，你是国军师长，我是红军师长，十年内战，干戈相见，现在又走到一起来了，这可要给日本鬼子记上一功。”
宋希濂记得。
那年在西安，国共刚刚谈拢，局面还很微妙。
他当警备司令，陈赓穿便衣来看他，两个人在司令部里谈了一个下午。
陈赓走的时候，拍着他的肩膀说：“希濂，这回咱们可是一起打日本人了。”
那之后，他们真的各自上了战场。
他在淞沪，陈赓在太行山；他在南京保卫战，陈赓在神头岭；他在滇西反攻，陈赓在百团大战。
两个人隔着大半个中国，打的都是同一个敌人。
宋希濂想起来了，1938年，他率第71军在河南兰封跟土肥原师团死磕，打得很苦，伤亡很大。
后来接到一封电报，是陈赓从山西发来的，只有几句话：“欣闻将军率师杀敌，战绩卓越，壮我国威，老同学兴奋之极，特深夜提笔，遥祝身体健康，再夺胜利。”
他把那封电报看了好几遍，最后锁进了指挥所的抽屉里。
那时候他已经是军长了，手底下管着好几个师，打起仗来不要命，日本人叫他“鹰犬将军”。
但这封电报他一直留着，后来部队撤到湖南，行李丢了不少，那封电报还在。
在白公馆那几个月，他常常想起这些事。
越想越觉得，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不是自己，是陈赓。
1925年，是陈赓介绍他加入共产党的。
那时候他们二十出头，在黄埔军校的操场上跑步，在珠江边上聊天，陈赓跟他说俄国革命，说社会主义，说中国的将来。
他听得热血沸腾，觉得这辈子就要跟着这个大哥干一番大事。
后来中山舰事件发生，他跟组织失去了联系。
再后来，蒋介石找他谈话，给他升官，让他带兵。
他犹豫过，纠结过，最后选了那条他觉得更“有前途”的路。
1927年，他在桐庐打仗，左臂中弹，被抬下战场。
躺在后方医院里，同时收到两封电报。
一封是陈赓发来的，叫他去汉口养伤；另一封是蒋介石的，叫他去南京，还附了三百大洋的汇票。
他选的是南京。
电报发出去的那一刻，他就知道，他跟陈赓，从此是两条路上的人了。
1933年，陈赓在上海被捕。
消息传到南京，宋希濂坐不住了。
他找了三十多个黄埔一期的同学，联名给蒋介石写信，说陈赓救过校长的命，有功于党国，请念及黄埔旧谊，宽大处理。
信送出去，如石沉大海。
他又带着十几个人直接去找蒋介石，当面求情。
蒋介石没松口，冷冷地说：“党国大事，岂容私情？”
宋希濂没放弃。
他通过关系安排了一次“偶遇”，在宪兵司令部院子里跟陈赓擦肩而过，低声告诉他：东边围墙，明晚八点，守卫换岗有五分钟空隙。
陈赓跑了。
蒋介石震怒，下令全城搜捕，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这件事，宋希濂从来没跟陈赓当面提过。
但在白公馆那次见面，陈赓坐下来，第一个说的就是这件事。
“那年，多亏了你。”陈赓说。
宋希濂摇头：“我做得不够。要是再早一点……”
“够啦。”陈赓打断他，“你做的，我都记着。”
他们从上午十点一直谈到下午四点，中间还吃了一顿饭。
陈赓跟他讲共产党的政策，讲解放后的变化，讲他以后的路怎么走。
最后站起来，拍拍他的肩膀：“好好改造，别灰心。将来出来了，咱们还做兄弟。”
宋希濂把他送到门口。
陈赓走了几步，又回头说了一句：“希濂，你那封电报，我也一直留着。”
什么电报？宋希濂愣了一下，然后想起来了。
那是1927年，他在桐庐负伤后，给陈赓回的那封电报。
他说：“奉命赴南京治疗，痊愈后再聚。”
“再聚”这个词，他们用了二十多年才兑现。
1959年12月4日，宋希濂成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之一。
陈赓那天本来有会，硬是请了假，亲自到功德林来接他。
宋希濂后来才知道，陈赓的心脏病已经很严重了，医生不让他多走动，他谁也没告诉，自己开了车就来了。
在四川饭店那顿饭，陈赓坐在宋希濂旁边，给他夹菜，倒酒，跟当年在黄埔军校门口的小摊上请他吃西瓜一样。
杜聿明在旁边看着，笑着说：“你们俩这感情，比亲兄弟还亲。”
陈赓端着酒杯，看了宋希濂一眼：“那是。我跟他，从1923年就认识了。”
1923年。
那年冬天，孙中山派人到长沙招考青年去广东学军事。
宋希濂还在读中学，听说这个消息，二话不说就报了名。
他从湘乡赶到长沙，在考场外面排队的时候，前面站着一个高个子，比他大几岁，问他：“你也是来考试的？”
宋希濂点头。
高个子伸出手：“我叫陈赓，湘乡的。”
宋希濂握住了。
他没想到，这一握，就是一辈子。
考试完，两个人都被录取了。
从长沙到广州的路不好走，先坐火车到汉口，再坐船到上海，又从上海转船到香港，最后挤上“广福”号客船到广州。
陈赓比他大三岁，走的地方多，一路上买票、找住处、跟人打交道，全是他在张罗。
到了广州，他们被分进程潜办的讲武堂。
那地方不像话，没有正经教官，也没有正规课程，整天就是混日子。
陈赓拉着他，说：“这不行，咱们得换个地方。”
两个人打听了一阵，听说孙中山在广州新办了一个军官学校，叫黄埔军校，正在招生。
陈赓一拍大腿：“就它了！”
两个人又去报名，又去考试。
1924年4月，榜发出来，两个人都考上了。
陈赓分在第三队，宋希濂在第一队。
黄埔军校的日子很苦。
早上五点钟起来出操，白天上课，晚上还要站岗。
军事训练特别严，教官动不动就罚人。
陈赓是个活宝，再苦的训练他也能找出乐子。
有一次队列训练，教官喊“立正”，大家都站得笔直，陈赓突然打了个喷嚏，把教官气够呛。
他一本正经地报告：“广东的蚊子太热情了，非要和我打招呼。”
教官绷着脸想笑又不敢笑，旁边的学员已经忍不住了。
解散以后，宋希濂追上他：“陈大哥，你胆子也太大了，连教官都敢调侃。”
陈赓揽着他的肩膀，笑得很开心：“革命不是苦大仇深，该笑的时候就得笑。走，我请你吃西瓜去。”
学校门口有个小摊，卖冰镇西瓜。
陈赓挑了一个大的，用小刀切开，两个人蹲在路边吃，汁水顺着下巴往下流。
宋希濂吃完了，用袖子擦擦嘴，问他：“陈大哥，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我啊，十三岁就跑去当兵了。”陈赓一边啃西瓜一边说，“后来在铁路局干了一阵，听说黄埔招生，我就来了。”他忽然压低声音，“其实我早就接触过共产党了。”
宋希濂睁大眼睛：“那……”
“嘘——”陈赓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现在国共合作，都是革命同志。”
那是1924年的夏天。
广州热得像蒸笼，珠江边上的榕树叶子被太阳晒得发蔫。
两个年轻人蹲在路边吃西瓜，谁也不知道以后的路会怎么走。
陈赓在军校里很出名。
他成绩好，人缘好，能说会道，又会打仗，是“黄埔三杰”之一。
宋希濂性格内向，不爱说话，跟在陈赓后面，像个跟屁虫。
陈赓带他去周恩来那里听课，给他介绍各种进步书籍，跟他讲俄国革命的故事。
宋希濂听得很认真，心里对这个大哥越来越佩服。
1925年，在陈赓的介绍下，宋希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是他们走得最近的时候。
两个人都觉得，这辈子就要一起干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了。
但历史的走向，不跟着人的心意来。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爆发。
蒋介石开始在黄埔清党，许多共产党员被抓、被赶、被审查。
宋希濂被派往广州石牌，担任新编二十一师第三团第一营营长。
那支部队官兵都是国民党员，他侥幸躲过了政治审查，但跟党组织也断了联系。
他纠结过。
想跟陈赓走一条路，但看看自己，从湘乡的穷学生到营长，才用了两年多时间。
如果继续跟紧校长，五年、十年之后，自己会走到哪一步？
他选了那条他觉得更快的路。
1927年，“四一二”政变发生。
宋希濂正在养伤，心里斗争了很久，最后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
信发出没几天，蒋介石的亲笔回信就到了：“病愈速来南京见我。”
三天后，宋希濂站在了蒋介石面前。
从此，他跟陈赓，分道扬镳。
十年。
这十年里，陈赓参加了南昌起义，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在鄂豫皖苏区打仗，负了伤，又到上海治伤，然后在1933年被捕。
宋希濂在国民党军队里步步高升，二十七岁就当上了中将师长。
他率部围剿过红军，参加过第五次“围剿”，在闽西朋口跟红军恶战，还从俘虏群里把化名藏起来的瞿秋白给认了出来。
枪决瞿秋白的命令不是他下的，但从抓到杀，整个过程都是通过他完成的。
宋希濂晚年回忆这件事，说那是他一生中最后悔的事。
那是1935年。
他三十岁出头，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
但他经常想起陈赓，想起在黄埔军校的日子，想起在珠江边上聊天的夜晚。
1933年陈赓被捕，他豁出去找蒋介石求情，安排他逃跑，做这些事的时候，他想的不是“党国大事”，只是“不能让他死”。
1936年西安事变，国共第二次合作。
宋希濂在西安当警备司令，陈赓奉命到西安跟他见面。
两个人谈了一个下午，说的都是怎么打日本人。
走的时候，陈赓拍着他的肩膀说：“希濂，这回咱们可是一起打日本人了。”
宋希濂使劲点了点头。
1937年淞沪会战打响，宋希濂率第36师从西安坐火车赶到上海，一万多人在江湾天宝路、大场一线跟日军硬拼，打了两个多月，伤亡过半，补充了两千新兵，又打得差不多了。
最后撤出战场的时候，全师只剩三千多人。
他带着这些残兵退到苏州河南岸，日军追过来，隔河对射，河水被血染红了。
11月5日，他赶到南京开会，从蒋介石的语气里听出上面想放弃上海，心里一阵悲凉。
回到前线，他给部下下了死命令：“寸土必争。”
但大势已去。
南京保卫战，他带着部队守中华门，昼夜激战。
他黄埔一期的同学孙元良带着88师想跑，宋希濂架起机枪顶住了，喊：“谁敢再退一步，我就把他扫倒！”
孙元良的部队被逼回了战场。
1938年，他升任第71军军长，率部在河南兰封跟土肥原师团死磕，一度收复兰封城，把日军逼到黄河边。
同年9月，又在武汉保卫战中跟日军第1师团打了四十多天，重创敌人，获得国民政府通令嘉奖。
1942年，滇西告急。
日军第56师团沿滇缅公路长驱直入，昆明震动。
宋希濂亲率先头部队第36师昼夜兼程南下，在惠通桥北岸跟日军短兵相接，白刃战打了三天三夜，终于把日军赶过了怒江，保住了西南国门。
全国振奋。
贺电雪片一样飞来。
其中有一封，是陈赓从山西发的：“欣闻将军率师杀敌，战绩卓越，壮我国威，老同学兴奋之极，特深夜提笔，遥祝身体健康，再夺胜利。”
宋希濂把电报锁进了抽屉。
那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候。
1949年，局面全变了。
宋希濂带着残兵败将在川南溃逃，换上士兵的破棉衣，脚上穿着草鞋，脸肿得不成样子。
他召集最后的几个军长开会，商量出路。
有人建议退到西昌，再退到滇缅边境的腾冲，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二十天后，他在大渡河畔被解放军俘虏。
在白公馆关押的时候，他给陈赓写过信，写了又撕，撕了又写。
他想告诉陈赓，自己对不住他，对不住当年在黄埔军校的誓言，对不住那年在珠江边上说过的那些话。
但他一想到自己现在是阶下囚，陈赓是声名赫赫的解放军兵团司令，就觉得这封信写不出去。
然后陈赓就来了。
从云南到重庆，上千里路。
陈赓心脏病已经很严重了，谁也没告诉，自己坐车就来了。
那天从上午十点谈到下午四点，宋希濂后来回忆，陈赓跟他谈的都是往事：湘江边的忧国忧民，东江两岸的战事，北伐途中的烽火。
一句教训的话都没有，一句“胜利者”的姿态都没有。
宋希濂后来写文章说：“他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是解放后的几次见面，他没有一点以胜利者自居的那种神气，他的每一次谈话都令我心折。”
1961年3月16日，陈赓在上海逝世，终年五十八岁。
宋希濂听到消息，哭得站不住。
追悼会上，他几乎是被人扶着才走完的。
后来他写了一篇悼念文章，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他的离开是国家的巨大损失，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是丧失了我一生中难得的良友。”
那年北京的风很大。
宋希濂站在窗前，手里捏着那张照片——延安宝塔山下，陈赓穿着八路军军装，笑得灿烂。
照片背面有一行小字：“精诚团结，永不相忘。”
他把照片锁进抽屉。
桌上那支钢笔，是陈赓在黄埔军校时送给他的，笔身上“精诚团结”四个字已经磨得快看不清了。
他拿起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又放下了。
窗外，北京的天空灰蒙蒙的，看不见太阳。
但他知道，太阳就在云层上面，跟1924年广州的那个夏天一样亮。
那时候，两个年轻人蹲在路边吃西瓜，汁水顺着下巴往下流。
一个说：“革命不是苦大仇深，该笑的时候就得笑。”
另一个就笑了。
原创文章，作者：林诗雨，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gaochengzhenxuan.com/resou/1574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