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00
会议室的空调坏了，三楼窗户全打开也没用，热风裹着印刷车间的油墨味往鼻子里钻。舅舅坐在长桌那头，手里转着那根老式英雄钢笔，对面坐着他说的那个“接班人”——穿深灰色衬衫，袖口扣得严严实实，桌上放着一杯没动过的白开水。
“小宋，这是我外甥，厂里的事儿他说了算。”舅舅笑眯眯地介绍，手指在桌上敲了两下，“不过从下个月开始，经营权得往小徐这边挪一挪。”
我没接话，低头翻着桌上的财务报表。今年前三个季度利润压到不到两百万，车间设备该换的没换，欠供应商的货款拖了四个月，这些舅舅比谁都清楚。现在突然塞个人过来，说是什么“战略投资人代表的接班人”，一年只来厂里一趟，年底分红要拿走四千万。
四千万。我们厂去年全年营收才不到两个亿。
那个叫徐明的人终于开口了，声音不大，每个字都像称过重量：“合同我带来了，三份，您先看看。”
他把三份文件推过来，封面上印着“股权转让及经营权委托协议”，每份都有三十几页，用蓝色燕尾夹夹着，边角整整齐齐。我翻开第一页，第二条第四款写着“甲方承诺每年向乙方分配固定收益人民币肆仟万元整”，后面括号里标注“税后”。
我把合同合上，抬头看了舅舅一眼。他正低头看手机，屏幕上是某个股票软件的K线图，绿色蜡烛一根接一根往下砸。
“舅舅，”我说，“您这是给我介绍接班人，还是介绍债主？”
舅舅把手机扣在桌上，抬起头，那表情我太熟了——嘴角往下撇，眉毛往上挑，这是他准备说“你不懂”时候的标准配置。
01
我叫宋怀远，三十五岁，在江浙这边一个小县城经营一家印刷包装厂。厂子是九八年我爸跟两个朋友合伙办的，后来那两个朋友陆续退股，我爸一个人扛到一三年，肝癌走了，留给我百分之六十七的股份，剩下的是我妈和我姐各拿一些。
接手那年我二十六，大学刚毕业三年，在省城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月薪四千八。回来办丧事那几天，厂里的老会计老周把我拉到一边，递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对账单和贷款合同。
“小宋，你爸走得急，有些事没来得及交代。”老周推了推眼镜，镜片后面那双眼睛不大敢看我，“厂里欠银行一千两百万，欠供应商大概八百万，账上现金不到四十万。”
我当时站在车间外面的过道里，手里捏着那个信封，旁边堆着几摞还没裁切的灰纸板，纸灰沾在我黑色西裤的裤腿上。车间里海德堡印刷机还在轰隆轰隆转，那个声音让我爸生前耳鸣越来越严重，他最后那半年左耳几乎听不见，接电话全靠右耳贴着听筒使劲喊。
第一个月我几乎没睡过整觉。白天跑银行谈展期，晚上蹲在车间跟机长学调色、学装版、学分辨不同纸张的克重和纹路。厂里四十几号人，有一半是跟着我爸干了十年以上的老员工，他们看我的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不是恶意，是那种“你行不行”的审视，像老师在课堂上点了一个差生站起来回答问题。
撑了三年，总算把贷款从一千两百万压到了六百万，供应商那边也没再断过供。日子刚好过一点，环保督察来了，VOCs治理设备一套下来两百多万，不装就停产。我咬着牙装了，把准备还贷款的钱挪过去，贷款又回到九百万。
那些年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睡前把手机里的计算器打开，把当天的应收应付加一遍。不是记帐，就是加着玩，像有些人睡前数羊一样，我数数字。数字不会骗人，但数字会让人睡不着。
我妈住在厂区后面那栋老宿舍楼里，三楼的房子，窗户正对着废纸打包车间。她每天下午四点准时下来，在厂门口那块空地上跟几个退休老太太打太极剑，打完上来问我晚上吃什么。她知道厂里不赚钱，但她从来不问，只说“人好好的就行”。
我姐嫁到隔壁市，老公做五金生意，日子过得紧巴巴。逢年过节回来，她总要在饭桌上提一句“怀远啊，不行就把厂盘出去算了，你一个人扛着多累”。我妈每次都接话说“再说再说”，然后去厨房盛汤，把话题岔开。
其实我知道，我妈不想卖厂。这厂是我爸半辈子的命，也是我们家唯一还能撑着的体面。在一个小县城里，一个男人名下有个厂，哪怕不赚钱，走出去别人叫你“宋总”，跟叫你“小宋”是不一样的。
02
舅舅张德茂是我妈最小的弟弟，今年五十八，在省城做建材生意，据说前些年房地产好的时候赚了不少。他跟我爸关系一般，但跟我妈亲，隔三差五打电话，逢年过节会开着那辆黑色奔驰S级回来，后备箱塞满各种礼品盒。
去年中秋节他又回来了，那天下午我正好在厂里跟一个客户对账，没来得及换衣服，工装裤上还有油墨点子。舅舅的车停在厂门口，他从车里下来，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羊绒衫，手腕上那块表我后来查了一下，二手行情大概二十多万。
“怀远，你这厂搞了这么多年，怎么还是这个样子？”他站在车间门口，拿手在鼻子前扇了扇，“这味道太大了，对身体不好。”
我说习惯了，闻不太出来。
他在厂里转了一圈，看了看设备，翻了翻样品，最后坐在我办公室那把转椅上，翘着腿跟我说他在省城认识一个做投资的，专门收这种制造业实体，“人家看中的是你们厂的排污许可和长期客户，设备不值钱，但资质值钱。”
我说不卖。
他说不是卖，是引入战略投资，人家出钱，你继续管，每年拿固定分红，省心省力。
我说那人家图什么？
舅舅笑了笑，说人家有门路，能把你这厂子的产能用到别的地方去，具体你不用管，你就说干不干。
我说我再想想。
这一想就想到了今年开春。过完年回来，原材料涨价了百分之十五，两个大客户同时要求账期从六十天延长到九十天，三月份的工资差点发不出来，是我从个人卡上转了二十八万进去才填上。
四月份的时候舅舅又打电话来，说那个投资人最近在整合几家印刷包装企业，准备打包去港股上市，机会难得，让我赶紧拿主意。他说人家开出来的条件很简单——占百分之三十的股份，不参与日常经营，每年固定分红四千万，经营上的事还是你说了算。
我当时在开车，手机连着蓝牙，听到“四千万”这三个字的时候差点闯了红灯。
“舅舅，我一年净利润都不到四百万，我拿什么分他四千万？”
“这个你不用操心，人家不是要从你利润里分，人家有自己的渠道把厂里的产能转化成收益。”舅舅在电话那头说得轻描淡写，“说白了就是借你的壳，走他们的量，你啥也不用干，每年四千万到手。”
我听不懂，但我不敢说不。不是贪那四千万，是我怕拒绝了舅舅，以后再也找不到人帮我。在这个小地方，关系就是命脉，银行贷款要看担保人，大客户要看介绍人，连环保局来检查都得有人递句话。舅舅在省城的关系网是我唯一能指望的东西。
03
五月初，舅舅带着徐明来了厂里。
徐明三十六七岁，戴一副银框眼镜，说话不紧不慢，从头到尾没笑过。他穿着打扮都很素，灰衬衫黑裤子，皮鞋擦得锃亮，但不是什么名牌，我认得出那个标，就是普通商场里一千来块的货色。
他在厂里待了两个小时，看了车间、仓库、样品间，还让我把近三年的环评报告和排污许可证拿出来给他看。他看得很仔细，每一页都翻了，有几个地方还用手机拍了照。
中午在食堂吃的饭，大师傅炒了四个菜，红烧肉、炒青菜、番茄蛋汤，还有一个凉拌黄瓜。徐明吃了一碗半米饭，把红烧肉的汤汁拌在饭里吃干净了，盘子底朝天。
舅舅在旁边看着，笑着说：“小徐这个人实在，不讲究。”
徐明放下筷子，拿纸巾擦了嘴，说：“宋总，您这个厂的资质我看了，基础不错，但运营效率有提升空间。我这边进来以后，会帮您对接几个大客户的订单，产能利用率能从现在的百分之六十提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我问那四千万分红怎么算。
他说：“这个您不用担心，我们签的合同里有保底条款，分红来源不依赖您当前的利润，我们会通过供应链金融和订单预付的方式解决。”
我又听不懂了，但我听懂了一件事——他们不需要我出钱，也不需要我担保，我只需要把厂里的资质和产能借给他们用，每年就能拿到四千万。
天上掉馅饼的事，我见过，但没吃过。
我当场没答应，说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舅舅的脸色不太好看，但没说什么，送徐明走的时候两个人站在车旁边说了好几分钟的话，声音很小，我只听见舅舅最后说了一句“放心，我来做工作”。
那天晚上我妈做了红烧排骨，我吃了三块就没胃口了。我妈问我怎么了，我说舅舅要给人介绍进来，条件开得太好了，我心里不踏实。
我妈想了想，说：“你舅舅这个人，做生意有一套，但有时候心太急。你爸当年也跟他合伙做过一单，后来赔了，两个人好几年没说话。”
我问赔了多少。
我妈说：“十几万吧，那时候十几万不是小数目。你爸说他是好大喜功，什么事都想往大了做，但底下没兜住。”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把手机计算器打开，从一加到一百，加了三遍，每遍都是五千零五十。
04
六月中旬，舅舅又打来电话，说徐明那边已经把方案做好了，让我找个时间去省城把合同签了。我说能不能把合同发过来我先看看，舅舅说可以，但强调这是初步方案，具体条款还可以商量。
第二天收到邮件，附件是那份三十几页的协议。我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看，每一条都读了三遍，有些实在看不懂的就上网查。什么“业绩对赌”、“回购条款”、“一票否决权”，这些词我一个一个搜，搜完更糊涂了。
最让我不安的是第九条，写着“乙方有权在特定条件下委派财务总监及运营总监各一名”，而“特定条件”的定义写了半页纸，什么“甲方连续两个季度未能完成关键绩效指标”、“甲方发生重大资产处置行为”、“甲方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每个词都能往不同的方向解释。
我打电话给老周，问他认不认识靠谱的律师。老周说他小舅子的同学在市里一家律所，专门做公司法的，可以问问。第二天我请了半天假，开车去市里，在一个写字楼的十二楼找到了那个律师，姓陈，三十出头，办公室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
陈律师看了两个小时合同，最后把眼镜摘下来，揉了揉鼻梁，说：“宋总，这份合同我不能说它是坑，但它有很多模糊地带，对您不太有利。”
他拿笔在合同上画了七八处，每一处都跟我解释了一遍。我听下来最核心的问题就一个——所谓的“固定分红四千万”，不是从利润里分，而是要从我的现金流里直接划走。也就是说，不管厂里赚不赚钱，每年六月三十号之前，我要往徐明指定的账户里打四千万。
我说那要是厂里没钱怎么办？
陈律师说：“第九条第三款，甲方逾期支付分红超过三十天，乙方有权启动资产处置程序，将甲方的核心资产——也就是你们厂的厂房、设备、排污许可——打包转让给第三方。”
会议室里空调开得很低，但我后背全是汗。
我问有没有办法改。
陈律师说可以谈，但看这个合同的起草风格，对方应该是专业的投资机构，条款咬得很死，能改的空间不大。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舅舅到底知不知道这些条款是什么意思。他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他是被徐明骗了，还是他跟徐明是一伙的？
我决定先不签，拖一拖再说。
05
七月份舅舅回来了一趟，这次没带徐明，就他自己。他到厂里的时候我正在车间跟机长调色，一批出口订单的潘通色号对不上，打出来的样品偏了半个色阶，客户那边催了三次。
舅舅站在车间门口冲我招手，我擦了手走过去，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递给我，自己也点了一根。他以前不抽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抽的。
“合同看了吧？”他吐了口烟，眯着眼睛看我。
我说看了，有些地方不太明白。
“哪里不明白？”
“四千万，我拿什么给？”
舅舅把烟夹在指间，盯着我看了几秒，那个眼神让我想起小时候他带我去河边钓鱼，鱼漂沉下去他提竿的那一瞬间——专注、精确、不带任何多余的情绪。
“怀远，你是不是觉得舅舅在害你？”
我没说话。
“你爸走的时候，你才二十六，厂里什么情况你自己清楚。”舅舅把烟掐灭在墙上，留下一个焦黄的印子，“这十年你一个人撑，撑得怎么样？你心里没数吗？去年利润不到两百万，今年原材料一涨，你搞不好要亏。你拿什么发工资？拿什么还贷款？你妈那个养老的钱你动过没有？”
每一个问题都像钉子，钉得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徐明不是一般人，他背后是一个基金，专门做实业重组的。他们看上你这厂，是因为你有排污许可，你有长期客户，你有完整的生产线。这些东西你自己用不值钱，给他们用就值钱。”舅舅的语气软下来，拍了拍我的肩膀，“你想想，一年四千万，你干十年就是四个亿。你这一辈子能挣四个亿吗？”
我摇摇头。
“那不就行了。签了合同，你什么都不用干，每年躺着拿四千万。你妈也不用住那个破宿舍楼了，你去省城买套房子，找个媳妇，安安稳稳过日子。不好吗？”
好。听起来确实好。好得不像是真的。
我没当场答应，但舅舅走的时候我送他到厂门口，他上车前回头跟我说了一句：“怀远，你要是不信我，你去问问老周，问问他你爸当年是怎么撑过来的。有些事情你不知道，我也不想跟你说，但你要信，舅舅不会害你。”
那天晚上我找老周喝酒，在厂门口的大排档，点了两个炒菜一箱啤酒。喝到第三瓶的时候我问他，我爸当年到底是怎么撑过来的。
老周喝了口酒，沉默了很久，说：“你爸当年借过高利贷。”
“什么？”
“一一年的时候，厂里资金链断了，银行贷款下不来，你爸找民间借贷借了两百万，月息三分，撑了八个月。后来是张德茂——就是你舅舅——帮你爸找了一笔过桥资金，才把那两百万还上。”
我拿着啤酒瓶的手僵住了。
“你舅舅跟你爸后来不说话，不是因为十几万那档子事，是因为那笔过桥资金，你舅舅在里面拿了二十万的好处费。”老周看着我，眼睛里有酒意也有不忍，“你爸到死都没跟人说这事，但我知道。”
我把啤酒瓶放在桌上，瓶底磕在塑料桌面上发出一声闷响。大排档的老板在隔壁桌收拾碗筷，碗碟碰撞的声音叮叮当当，马路对面有人按喇叭，所有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锅煮糊了的粥。
06
八月份，徐明自己来了厂里一趟，没通过舅舅。他提前一天打电话给我，说想再来看看，我不好拒绝，就说你来吧。
那天他带了两个人，一个姓林的律师，一个姓王的财务分析师，都是三十出头，穿得很正式，在车间里站了十分钟就开始出汗。徐明倒是不怕热，衬衫袖子卷到手肘，在印刷机旁边站了很久，盯着正在运转的机器看。
“这台海德堡是哪年的？”他问我。
“一零年的，有点老了，但保养得好。”
“换一台新的要多少钱？”
“七八百万吧。”
他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了什么。然后去了仓库，看了原料库存和成品库存，问了我平均库存周转天数，又问了我前十大的客户名单和合同期限。他问得很细，细到让我觉得不舒服，好像他已经在管理这个厂了。
中午还是在食堂吃的饭，这次我让大师傅加了两个菜，一条清蒸鲈鱼和一碗红烧牛腩。徐明吃得很认真，鱼刺一根一根挑出来放在碟子边上，牛腩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吃完饭回到办公室，他把合同拿出来摊在桌上，说：“宋总，上次的版本您有意见的地方，我们改了一版，您看看。”
我翻了翻，确实改了一些。第九条的那个“特定条件”加了明确的数字标准，财务总监和运营总监的委派权限也做了限制。但核心条款没动，四千万还是四千万，逾期支付还是可以处置资产。
我说我再想想。
徐明把眼镜摘下来用衣角擦了擦，重新戴上，看着我说：“宋总，我跟您说实话。我们这个基金在全国整合了十七家印刷包装企业，您这个是第十八家。前面十七家没有一家是亏的，最差的一家，第一年分红少了一点，但也拿了三千两百万。”
他打开手机给我看了一张照片，是一个厂区的航拍图，规模比我这个大至少三倍。“这是山东那家，去年营收五个亿，净利润六千万。他们跟我们的模式合作了三年，去年自己又投了一条新生产线，现在是我们这个板块里利润最高的一家。”
我把手机还给他，说：“我跟舅舅再商量商量。”
徐明笑了一下，这是认识他以来我第一次见他笑。那个笑容很淡，嘴角只动了那么一下，像是不小心泄露出来的，马上又收回去了。
“宋总，您舅舅是我们基金的顾问，他的意见您可以参考，但最终决定还是您自己做。”他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衬衫领子，“不过我得提醒您，我们给您的这个窗口期是有时限的。下个月我们在华南还有两家厂要签，签完了，这个区域的配额就用完了，到时候您想签也签不了了。”
他们走了以后，我站在办公室窗户前面，看着他们那辆黑色商务车从厂门口开出去，拐上大路，消失在路尽头的那排梧桐树后面。窗外的天灰蒙蒙的，九月份还没到，但空气里已经有了一点秋天的意思，说不清是凉快还是萧瑟。
我妈端了一碗绿豆汤上来，放在我桌上，说：“喝了吧，降降火。”
我端起碗喝了一口，不甜，她没放糖。我妈知道我不爱吃甜的，但她从来记不住我喝绿豆汤是要放糖的。这个小细节让我鼻子突然酸了一下，我说不上来为什么。
07
九月中旬，舅舅打电话来说徐明那边下周一要在省城开一个签约仪式，让我务必过去。“就签个字的事，十几分钟就完了，然后一起吃个饭，认识一下他们基金的几个合伙人。”
我说我再考虑考虑。
舅舅的语气变了，不像之前那样循循善诱，多了几分不耐烦。“怀远，你到底在怕什么？合同你看过了，条款也改了，律师也咨询了，你还想要什么？要不要我给你写个保证书？”
我说不是怕，就是觉得太快了。
“快？从五月到现在快五个月了，还快？你知道人家那边为了你这个项目做了多少准备工作吗？尽职调查、法务审核、资金安排，人家花了多少钱你知道吗？你现在说不签，你让人家怎么想？让我这个做舅舅的脸往哪搁？”
电话那头传来打火机的声音，他又在抽烟了。
“怀远，我跟你说句不好听的。你这个厂，你自己管了十年，管出什么名堂了？房子没买，媳妇没娶，你妈六十多了还住那个破宿舍楼。你自己想想，这十年你攒了多少钱？你银行卡里有没有超过五十万？”
没有。我卡里常年不超过二十万，有时候发完工资就剩几万块。
“那就对了。你不适合做生意，你不是那块料。你爸也不是，但他好歹撑到了你长大。你现在有机会把这个厂盘活，让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你每年拿分红过好日子，这有什么不好？”
我握着手机，指甲掐进掌心。我想说我不是不想签，我是怕签了以后这个厂就不再是我的了。但这句话我没说出口，因为说出来就暴露了我最深的恐惧——不是怕亏钱，是怕失去。
我爸留下的东西，我守了十年，穷也好累也好，它还在我名下。签了那个合同，每年四千万到账，但它还是不是我的厂，我说了就不算了。
“舅舅，让我再想想，下周一之前我给你答复。”
“行，你想。但你记住，过了下周一，这个事就黄了。人家不等你。”
挂了电话，我坐在办公室里发呆。窗外天已经黑了，车间的灯还亮着，夜班的工人在赶一批加急订单，印刷机的声音透过墙壁传过来，嗡嗡嗡的，像某种大型昆虫扇动翅膀。
我打开手机计算器，从一加到一百，加了三遍。五千零五十。又从一百加到一，加了三遍。五千零五十。
数字不会骗人，但数字也不能替你做决定。
08
周日晚上，我开车去了省城，住在舅舅家附近的一家快捷酒店。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凌晨两点多爬起来洗了个澡，对着镜子看自己的脸。三十五岁，法令纹已经很深了，眼袋也出来了，头发倒是没怎么掉，但鬓角白了不少。
周一早上八点半，舅舅打电话让我直接去他们公司。我换了件干净的衬衫，把皮鞋擦了一下，打车过去。那栋写字楼在省城高新区，玻璃幕墙反射着初秋的阳光，门口停着好几辆好车。
舅舅的公司在这栋楼的二十一层，前台小姑娘把我带进会议室，里面已经坐了五六个人。徐明坐在长桌的左侧，旁边是上次见过的林律师和王财务。右边坐着两个我不认识的人，一个五十多岁的胖子，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穿着都很讲究。
舅舅给我介绍，胖子姓赵，是基金的合伙人，女人姓刘，是法务总监。胖子跟我握了手，手很厚很软，握完拍了拍我肩膀说“年轻有为”，女人只是点了点头，没说话也没笑。
合同摆在桌上，三份，蓝色燕尾夹夹着，跟我上次看到的一模一样。胖子翻开其中一份，指着一页说：“宋总，这是我们最终的版本，您看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就签了，签完我们去吃饭。”
我说我想再看看。
舅舅在旁边咳嗽了一声。
我翻开合同，一页一页看。虽然很多条款我看过不止一遍，但此刻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我作对。四千万，逾期处置，财务总监，一票否决权——这些词在纸面上整整齐齐，像一排列队站好的士兵，等着我发号施令，又像是等着执行对我的处决。
徐明看了看手表，说：“宋总，时间差不多了，后面还有别的安排。”
我把合同合上，深吸一口气，正要开口说我不签——
“等一下。”徐明突然出声，声音不大，但会议室里所有人都安静了。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从里面抽出三张纸，每一张都用红色印泥按了手印，纸张边角有点皱，像是被折叠过又展开的。
“这是三份死契，宋总。”他把三张纸推到我面前，“第一份，我个人承诺，若第一年分红低于四千万，我个人补足差额。第二份，基金承诺，若第三年之前未能协助贵厂完成港股上市准备工作，基金无偿转让所持百分之十五的股份给宋总您。第三份——”他顿了一下，“您舅舅张德茂先生承诺，若上述任何一条未能履行，他名下位于省城的两套房产无条件过户给您，作为连带责任担保。”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中央空调的风声。
舅舅的脸色变了，变得很难看，像是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他看着徐明，嘴唇动了动，但没说出话。
徐明转过头看着舅舅，语气平静得像在念天气预报：“张总，这三份东西是您上个月主动提出要签的，我这里有录音为证。您说您外甥不信任任何人，只有您自己把身家压上去，他才会信。”
我盯着那三张纸，每张纸的最下方都有签名和手印。舅舅的签名我认得，他那手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德”字下面那个“心”总是少一点。
我抬起头看舅舅，他的眼睛红了，不知道是气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09
我拿起那三张死契，一张一张看。第一张徐明的个人补足承诺，手印按在名字上面，指纹的纹路清晰可见。第二张基金的股份转让承诺，盖的是基金公司的公章，红彤彤的圆形印章，下面有赵胖子的签名和手印。第三张舅舅的房产担保，写明了房产权证号和建筑面积，一套一百三十七平，一套八十九平，都在省城二环内。
我把三张纸放下，看着徐明。
他迎上我的目光，没有任何闪躲。“宋总，您舅舅跟我们合作了三年，他了解我们的做事风格。我们不是来占您便宜的，我们是来赚钱的，大家都要赚钱。您舅舅把房子押上来，不是因为他傻，是因为他对这个项目有信心。”
赵胖子在旁边接了话：“宋总，小徐这个人我了解，他做事一向谨慎，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他敢签这个补足承诺，就说明他有把握一年之内把您这厂的产能翻三倍。”
刘法务没说话，低着头翻自己面前的文件，像是这一切跟她没关系。
舅舅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像是嗓子里卡了什么东西：“怀远，签了吧。舅舅这把年纪了，不会拿自己的房子开玩笑。”
我看着他，想起老周说的那二十万好处费，想起我爸到死都没说出口的那件事。我该信他吗？他是我舅舅，我妈的亲弟弟，他把我爸坑过一次，还会再坑我吗？
但话又说回来，他把自己两套房子押上来了。在这个房价还没崩盘的年头，省城二环内的两套房子，加起来少说也值四五百万。他不是在开玩笑，他是真的把身家压上来了。
“行。”我说。
我拿起笔，在三份合同上签了字。我的字写得也不好看，但比舅舅强一点，至少每个字都写全了。
签完最后一个字，我把笔放下，忍不住笑了出来。不是那种开心的笑，是那种“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既然干了就干了吧”的笑。笑完我又觉得不对，赶紧收住，但嘴角已经翘起来了，收不回去。
舅舅看着我，也笑了，笑得很勉强，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一朵晒干了的菊花。
徐明没笑，他把三份合同收好，放进牛皮纸信封里，又把那三份死契叠好，递给我。“宋总，这些您收好。重要的不是合同，是这些。”
我把那三张纸接过来，手指碰到纸面的时候感觉到手印处的凹凸不平。红色印泥还没完全干透，在灯光下微微反光。
10
签约仪式结束后，赵胖子张罗着去吃饭，订的是高新区这边一家挺高档的餐厅，包间很大，圆桌能坐十五六个人。上菜很快，凉菜还没吃完热菜就上来了，清蒸东星斑、葱烧海参、红烧鲍鱼，都是我不常吃的东西。
酒过三巡，赵胖子的话多起来。他端着酒杯站起来，说要敬我，说我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他说他们基金在全国整合的十八家企业，现在已经有四家启动了港股上市流程，最快的一家明年就能挂牌。
“宋总，您放心，跟着我们干，您这辈子就圆满了。”赵胖子一饮而尽，杯底朝上晃了晃，脸上泛着油光。
我陪着喝了两杯，第三杯的时候我说不能再喝了，下午还要开车回去。赵胖子说找代驾，我说不用，真不能再喝了。
舅舅坐在我旁边，也喝了不少，脸红得像煮熟的虾。他夹了一块海参放在我碟子里，说：“怀远，多吃点，这玩意儿补肾。”
我说谢谢舅舅。
他凑过来，压低声音跟我说：“怀远，舅舅刚才在会议室里不是故意不跟你说的。那三份死契，是徐明非要我签的，他说不签你就不信。我本来不想签，后来想想，签了也好，让你知道舅舅是真心实意帮你的。”
我嗯了一声，没接话。
他又喝了一口酒，说：“你爸那事，我跟你说句实话，那二十万不是我要的，是当时那个过桥资金的中介要的回扣，人家不给钱不放款，我没办法才……”
“舅舅，”我打断他，“过去的事不说了。”
他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端起酒杯又喝了一口。我不知道他说的到底是真是假，但此刻我不想追究了。合同签了，死契在我口袋里，事情已经定了，再翻旧账没有意义。
刘法务从头到尾没怎么吃东西，一直在看手机，偶尔跟徐明耳语几句。徐明吃得也不多，大部分时间在跟赵胖子讨论什么数据，我听不太懂，大概是关于某个客户的订单量之类的东西。
吃到下午两点多，饭局散了。我开车回去，上高速之前把车停在路边，从口袋里掏出那三张死契又看了一遍。阳光透过挡风玻璃照在纸上，手印的纹路在光线下格外清晰，像三条红色的河流，在地图上标注着不同的方向。
我把它们叠好，放进钱包里，发动车子上了高速。
11
回到厂里已经是下午五点多，天快黑了。我把车停在车间门口，进去转了一圈。夜班的工人刚来，正在做开机前的准备工作，机长老刘看到我，冲我点了点头。
“宋总，那批出口的单子明天能出完，后天装柜。”老刘说，嗓门很大，盖过了印刷机的轰鸣声。
我说辛苦了。
他嘿嘿笑了两声，露出一口烟渍斑斑的黄牙。“辛苦啥，有钱赚就不辛苦。”
我站在车间里，看着那些机器在灯光下运转，纸张从一端进去，从另一端出来，上面印满了花花绿绿的图案。这些机器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哪一台有异响，哪一台需要换油，哪一台印出来的颜色偏冷，我闭着眼睛都能听出来看出来。
签了那个合同，这些东西名义上还是我的，但我不确定还能不能像以前那样说了算。
回到办公室，我打开电脑，把合同电子版又看了一遍。这一次我特别留意了那些之前没太在意的条款——关于董事会席位的分配，关于重大事项的表决机制，关于股权转让的限制条件。越看越觉得不对劲，但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就像一件衣服穿在身上，尺寸似乎合适，但某些地方就是不舒服，磨皮肤。
我想给陈律师打个电话，看了看时间，快七点了，人家应该下班了。算了，明天再说。
我妈端了一碗面上来，卧了一个荷包蛋，撒了点葱花。她站在我旁边看着我吃，问我：“今天去省城，事情办得怎么样？”
我说签了。
她沉默了几秒，说：“你舅舅没为难你吧？”
我说没有。
她又沉默了几秒，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停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最后还是没说，把门带上了。
我吃着面，面有点坨了，荷包蛋的蛋黄是溏心的，咬开以后流了我一嘴。我妈知道我爱吃溏心蛋，但她总是煮不好，不是太生就是太熟，今天这个刚好，不软不硬。
吃着吃着，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徐明说他们基金在全国整合了十八家企业，最差的一家第一年分红也有三千两百万。那最好的一家呢？他没说。为什么没说？
我把面吃完，把碗送到楼下，我妈正在客厅看电视，是一个调解类节目，两个老人为了房产在镜头前吵得不可开交。
“妈，舅舅那两套房，你知道在哪吗？”
我妈头也没回，说：“知道，一套在蜀山区，一套在政务区，都是前几年买的。你舅妈为这事跟他吵了好几架，说买房不跟她商量。”
“那两套房有贷款吗？”
我妈转过头看我，表情有点奇怪。“你问这个干什么？”
“就是问问。”
“有贷款，具体多少我不知道，但肯定有。你舅舅做生意的钱大多是借的，他哪来那么多现金。”
我哦了一声，上楼去了。
12
十月国庆之后，徐明那边开始有动作了。先是派了一个姓孙的运营总监过来，四十出头，以前在广东一家大型印刷厂干了十几年，对生产流程优化很有一套。他来了以后第一件事就是重新排了生产计划，把原来的三班倒改成了两班倒，说是能提高设备利用率。
老刘第一个不干了，跑到我办公室来发牢骚，说新来的孙总监不懂行，两班倒看着是好，但机器连续运转时间太长，故障率会上升，维修成本划不来。
我说你跟孙总监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折中。
老刘说沟通了，人家不听，说他干了这么多年印刷，比谁都懂。
我说那先按他说的做，有问题再调。
老刘走了以后，我在办公室坐了很久。以前这种事都是我说了算，现在突然多了一个人指手画脚，而且这个人不是我请来的，是徐明派来的。合同上写得清楚，运营总监有权参与日常生产管理，决策权还在我手里，但实际操作中，人家已经把人派过来了，你总不能天天跟他对着干。
十一月，孙总监又对接了两个新客户，都是徐明那边介绍的，订单量不小，但账期很长，一百二十天。我跟老周算了算，接这两个客户的订单，产能是满了，但现金流压力会很大，因为原材料采购需要现款，而货款要等四个月才能回来。
我给徐明打电话说了这个情况，他说没事，他们基金可以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帮我们垫付原材料采购款，利息按年化百分之六算。
百分之六，比银行贷款高一点，但比民间借贷低多了。我算了一下，如果能按时回款，这个利息还是能覆盖的。
十二月，到了第一次分红的时间。合同上写的是每年六月三十号之前支付，但徐明说第一年可以灵活一点，年底前付就行。我问他四千万从哪来，他说已经安排好了，让我提供一下厂里的对公账户，他们那边会打款。
十二月二十号，四千万准时到账。我看着银行短信，盯着那一串零数了三遍，没错，四千万，后面七个零。
我第一时间转了八百万到供应商账户，把拖了半年的货款结清了。又转了两百万到工资卡，准备年底发奖金。剩下的三千万我没动，按照合同约定，要在三天内转给徐明指定的账户。
转账那天我亲自去的银行，柜员是个小姑娘，看到转账金额的时候眼睛瞪大了一下，问我用途是什么。我说投资款，她没再问，操作完了给我一张回单。
从银行出来，站在马路边上，我掏出手机看了看账户余额，又回到六位数了。四千万在我账上待了不到四十八个小时，像一场短暂的梦。
13
二零二四年开春，厂里换了一台新印刷机，海德堡最新款的，连安装带调试花了九百多万。钱是徐明那边出的，算在供应链金融的额度里，分期两年还清，利息年化百分之五点五。
新机器转起来那天，老刘站在旁边看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这玩意儿确实比老机器好，印出来颜色正多了。”
我站在他旁边，看着新机器吐出一张张印好的样品，纸张在传送带上匀速前进，像一条永不停歇的河流。阳光从车间的窗户照进来，照在新机器的金属外壳上，反射出一片刺眼的光。
我妈那天下午又下来打太极剑了，剑尖在阳光下闪着银光，一招一式慢悠悠的，像时间在她身上走得格外缓慢。
舅舅打电话来问我新机器怎么样，我说挺好的。他说那就好，然后又问了一句让我愣住的话：“怀远，你那三张死契还在吗？”
我说在，放在办公室保险柜里。
他说：“收好了，那三张纸比合同值钱。”
挂了电话，我回到办公室，打开保险柜，把那三张死契拿出来又看了一遍。纸张比半年前黄了一点，边角有点卷，但手印还在，签名还在，字迹清晰如初。
我把它们放回去，关上保险柜的门，旋了几圈密码锁。
窗外新机器的声音还在响，低沉而有力，像某种大型动物在呼吸。我坐在椅子上，打开手机计算器，从一加到一百。
五千零五十。
从一百加到一。
五千零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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