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样的装备差距，志愿军运用了灵活机动的战术。 他们利用夜间行军和山地穿插，将美军机械化部队分割包围。 在长津湖战役中，志愿军战士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穿着单薄的衣服坚持战斗，使美军王牌部队陆战一师遭受重创。 美军原本计划迅速推进到中朝边境，却在志愿军的顽强抵抗下，被迫退回到三八线附近。 三年战争结束后，美国阵亡3.6万多人，负伤10多万，最终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战线基本回到战前状态。
转到越南战场，美国的介入更加深入。 美军地面部队峰值超过54万，从1965到1973年投下的炸弹总量超过700万吨，比二战所有战场投弹总量还多。 美军还使用了接近2000万加仑的橙剂，这种化学毒剂毁坏了大片丛林和农田，目的是剥夺越共游击队的隐蔽条件。
美军在越南实施了“搜寻与摧毁”战略，导致大量平民伤亡。 1971年美莱村屠杀等暴行激化了全球反战浪潮。 同时，北越获得了中国和苏联的持续军事援助。 在1965年至1973年间，中国累计向越南提供了500万吨粮食和15万支枪械。 越南复杂的地形也成为美军的噩梦，越共充分利用丛林和山地开展游击战，而美军的机械化部队在这种环境中行动受限。
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日益高涨。 1969年，美国爆发了全国性反战示威，超过50万青年逃避兵役。 这些示威活动给美国政府带来了巨大压力，直接影响到了战争的持续进行。 经过十几年的战斗，美国在越南付出了5.8万阵亡的代价，花费超过1万亿美元（当时币值），最终在1975年4月眼睁睁看着西贡陷落，越南实现统一。
美国在亚洲的失败不仅源于对对手的误判，也由于其战略思维的局限性。 在朝鲜战争中，美国决策层一度将关注点放在苏联，甚至对于中国可能参战的猜测也是与苏联的统一部署有关。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50年8月25日的报告推测，苏联很可能进一步利用中共，包括部署有组织的中共军队进攻韩国和东南亚。
对于中国发出的警告，美国领导人抱定成见，不相信中国领导人有决心和意志出兵朝鲜作战。 他们将中国领导人的警告看作是“讹诈”和“恐吓”。 周恩来总理曾通过印度驻华大使传递信息：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但这一警告未被重视。
在越南战争中，美国领导人几乎无一不信奉所谓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而且将这种理论同对中国的敌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自1963年底中苏公开论战后，越来越多的美国政府官员相信，中国国内的经济困难，加上中苏的分道扬镳，已削弱了中国的实力，使中国不太可能会贸然出兵援助北越。
美国的战略误判还体现在对当地情况的忽视。 在越南，美国长期支持吴庭艳政权，这种“代理人”外交战略忽视对象国国内局势的纷繁复杂性，漠视对象国人民的利益。 美国根据与对象国首脑的关系来决定与其领导的政府的关系，而这一关系的评判标准就是对象国的首脑是否为美国所信任，是否唯美国马首是瞻。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结果表明，武器装备的优势并非决定战争胜负的唯一因素。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越南军民展现出的顽强意志和适应能力，以及他们获得的国际支持，共同构成了抵御强大侵略者的坚固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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