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冬天，上海华东医院的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
曹可凡举着话筒站在病床前，手心全是汗。
他准备了好几个问题，想问问这位老艺术家关于那些经典角色的往事。
可孙道临突然抓住他的衣袖，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老人口齿已经不太利索了，但曹可凡听得清清楚楚——他说自己什么都忘了，说曹可凡认识的那个孙道临已经不在了。
老人哭得像个孩子。
在场的护士转过身去，不忍心看。
曹可凡后来在回忆这件事时说，那一刻他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扎了一下。
那些在银幕上熠熠生辉的角色，那些让几代人念念不忘的画面，在疾病面前全都碎成了粉末。
84岁的孙道临患的是急性带状疱疹。
这种病毒专挑老年人下手，不光是疼，还会蚕食记忆。
医生说病毒会破坏神经系统，严重的时候连最亲近的人都认不出来。
病房里的老人确实一天比一天糊涂了。
有时候曹可凡去看他，孙道临会盯着他看半天，然后问一句“你是谁啊，你也住这里吗”。
大家都哭笑不得。
但奇怪的是，老人心里似乎又很清楚自己的处境。
他知道自己的记忆已经支离破碎，知道那些演过的角色正在从脑子里一点点消失。
录制那期节目的时候，工作人员提到了孙道临的“老战友”——其实说的是他在电影里合作过的那些演员和导演。
老人突然就哭了，哭得很伤心。
末了他说了句让所有人都不忍心听的话：你们认识的孙道临已经不在了。
那句话后来被很多媒体引用，每次看到都觉得心酸。
但曹可凡知道，孙道临说这话的时候并不是完全糊涂。
老人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遗忘，这种清醒才是最残忍的。
就像一个知道自己正在失忆的人，眼睁睁看着记忆像沙子一样从指缝里漏下去，抓都抓不住。
如果时间往回拨六十年，回到1940年代初期，那时候的孙道临可是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他是1921年出生的，原籍浙江嘉善，但从小在北京长大。
家里是知识分子家庭，条件不错，父亲孙文耀早年留学比利时，后来在北洋政府里做事。
1938年，17岁的孙道临考进了燕京大学哲学系。
一个哲学系的学生，最后成了电影演员，这事儿说起来也挺有意思的。
燕京大学那时候的师资很强，朱光潜的美学课、张东荪的逻辑课，都是响当当的。
孙道临每天抱着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在燕园里走来走去，满脑子都是“先天综合判断”和“绝对精神”之类的概念。
他自己后来在采访里说，那时候真想安安静静做个读书人，根本没想过要当什么演员。
但命运这种东西，从来不会按照你规划的路走。
在燕京大学里，孙道临认识了一个人——黄宗江。
这个黄宗江比他大一岁，也是个北京人，1938年考进了燕京大学西语系。
黄宗江这个人从小就有表演天赋，据说十岁就发表过剧本，后来成了中国电影史上响当当的剧作家，写了《柳堡的故事》《海魂》《农奴》这些经典作品。
黄宗江第一次见孙道临就觉得这人长得好看，一双眼睛特别有戏。
正好那时候学校里有个燕京剧社，黄宗江在里面很活跃，就拉着孙道临去参加演出。
孙道临一开始不太愿意，觉得自己一个学哲学的，跑上台去演戏算怎么回事。
但架不住黄宗江反复撺掇，最后勉强答应试试看。
这一试就试出了名堂。
燕京剧社当时排了不少戏，曹禺的《雷雨》《日出》，还有一些抗战题材的剧目。
孙道临从跑龙套开始，慢慢演到了有台词的角色，再后来就成了台柱子。
他那双眼睛确实好使，往台上一站，观众就被吸引住了。
黄宗江后来开玩笑说，自己是“发现孙道临的第一人”。
1939年，黄宗江退学去了上海，进了上海剧艺社。
燕京剧社就由孙道临等人接手撑着。
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闯进了燕京大学校园。
那天的事情说来也蹊跷。
孙道临正在图书馆里整理一些抗日刊物，还有同学在旁边帮忙。
日军冲进来的时候根本来不及跑，当场就把他们抓了，关进了宪兵队的囚室。
在囚室里关了七天，七天里日军反复盘问，想知道他们是不是和抗日组织有联系。
那七天对孙道临来说太难熬了。
囚室又小又黑，每天就吃两顿冷饭，还要担心会不会被拉出去枪毙。
但奇怪的是，正是在那种极端的环境里，他反而想明白了很多事。
他后来在采访中说，哲学书里读的那些“存在”和“自由”，突然就不是抽象的概念了，而是铁窗内外实实在在的对照。
靠着装病和同学在外面帮忙递纸条，孙道临最后从日军眼皮底下逃了出来。
但燕京大学已经关闭了，他一下子成了失学失业的人。
从燕京大学出来后，孙道临的日子过得挺苦。
他父亲告诉他，家里也没什么积蓄了，得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
孙道临一度跑去养奶牛，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挤奶、送奶，手上全是冻疮。
黄宗江在上海听说孙道临的处境，写信来让他过去。
1943年，孙道临揣着一本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南下来到上海，被黄宗江拉进了中国旅行剧团。
这是一家走南闯北演话剧的剧团，演员们吃住都在剧团里，条件很艰苦，但舞台经验积累得飞快。
孙道临从最基础的龙套开始演，演了好几个连台词都没有的小角色。
但他有一种别人没有的本事——他能把哲学思维用到表演里去。
分析一个角色的时候，他会想这个人物的“存在”是什么，他的“自由”又是什么，他和周围环境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这些听起来有点玄乎，但落实到表演上就变成了很实在的东西：这个人物走路是什么节奏，说话是什么语气，看人的时候眼神里带着什么样的情绪。
导演们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
他不光有好看的脸，更重要的是有脑子。
他演的戏不是凭感觉，而是靠理解和分析。
这样的演员在那个年代并不多见。
1940年代中后期，孙道临先后在几个剧团之间辗转，逐渐在上海的演艺圈里站稳了脚跟。
1948年，他第一次拍电影，出演了《大团圆》。
第二年，他又出演了《乌鸦与麻雀》，这部电影后来被列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孙道临成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演员。
1950年代，他接连出演了《渡江侦察记》《南岛风云》《家》等多部电影，每一部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真正让他家喻户晓的，是1958年的那部《永不消逝的电波》。
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要拍一部关于地下工作者的电影，片名叫《永不消逝的电波》。
导演是王苹，她是新中国第一位女电影导演。
男主角李侠这个角色，需要找一个既有知识分子的儒雅，又有革命者的坚韧的演员。
王苹心里早就有了人选——她觉得孙道临那双眼睛特别适合。
她说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前接触过一些地下工作者，那些人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眼神里有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东西，表面上看不出什么，但仔细看能感觉到下面藏着很深的东西。
但有人不同意。
有人说孙道临的气质更适合演大户人家的公子哥或者知识分子，演革命军人不像。
这话说得也不算错，孙道临确实长了一张“公子脸”，眉清目秀的，不像传统银幕上那种五大三粗的英雄形象。
王苹坚持用孙道临。
她说一个演员能不能演好一个角色，不能光看长相，要看能不能理解这个人物的内心。
她相信孙道临能理解李侠，因为他自己就有过被日军关押的经历，知道什么叫“表面平静、内心汹涌”。
孙道临接到剧本后非常认真。
他自己后来回忆说，当确定让他演李侠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光荣感。
他说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能通过表演把烈士的精神传送到千千万万个观众心里去，这是他的幸福。
为了演好李侠，孙道临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他去找那些真正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同志聊天，听他们讲当年的经历。
他学会了发电报的技术，电影里那些发报的镜头都是他自己操作的，没用替身。
《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后，观众反响非常强烈。
电影院里到处都是哭的人。
孙道临演的李侠，在发报机前微微颤抖的手指，临刑前整理衣领的从容，成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有老地下党看完电影后写信给孙道临，说看到李侠牺牲那段，自己都掉眼泪了，说这才是真实的革命者。
那时候的谍战片有一个固定的模式：英雄人物要高大上，要苦大仇深，要有一种“我是英雄所以我无所畏惧”的感觉。
但孙道临演的完全不一样。
他演的李侠有知识分子的儒雅和韧劲，他不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莽汉，而是一个有血有肉、会犹豫也会害怕、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坚守的人。
唐国强后来评价这个角色时说，这是孙道临表演上的一大突破。
在当时表演形式相对模式化的时代，孙道临塑造的这个英雄人物表现出了“柔中见刚”的特点，既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又演出了工农干部的质朴和坚韧。
事业达到了顶峰，但感情生活却迟迟没有着落。
41岁的孙道临还是单身。
在那个年代，一个41岁的男人还没结婚，周围的人都会替他着急。
但孙道临似乎并不着急，或者说他在等一个人。
1958年，他等到了那个人。
王文娟，越剧表演艺术家，被称作“越剧皇后”。
她1926年出生在浙江嵊县，12岁开始学戏，1950年代已经成为上海越剧院的台柱子。
她最著名的角色是林黛玉——1958年，她和徐玉兰合作的越剧《红楼梦》首演，她演的林黛玉让观众如痴如醉。
1962年，越剧电影《红楼梦》上映，更是出现了万人空巷的场面。
王文娟被称为“性格演员”，意思是她演什么像什么，不是只会演一种类型。
在她的艺术生涯中，她塑造了林黛玉、鲤鱼精、武则天、孟丽君、杨开慧等两百多个性格迥异的舞台形象。
这样的演员在整个中国戏曲界都不多见。
孙道临和王文娟是怎么认识的？两人都是上海文艺界的名人，在一些场合见过面。
孙道临第一次看王文娟的戏就被她吸引住了，后来通过朋友牵线搭桥，两人开始交往。
但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不顺。
当时正是“文艺界整风”的时候，有人拿孙道临的“燕大背景”说事。
孙道临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参加过燕京剧社的演出，燕京大学又是教会学校，这些背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都是敏感话题。
阻力很大。
有人说他们谈恋爱是“资产阶级情调”，有人说不符合时代的要求。
组织上找两人谈话，希望他们慎重考虑。
王文娟那时候正被组织“重点培养”，如果再和孙道临交往下去，可能连她的前途都要受影响。
两个人被迫做了分手的决定。
那天晚上，孙道临送王文娟回家。
两人沿着武康路走来走去，你送我、我送你，一条路走了一整夜。
孙道临住在武康路上的密丹公寓，王文娟住在华山路上的枕流公寓，两条路是连着的，从王文娟家到孙道临家走路不过十几分钟。
但那晚他们走了整整一夜。
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刀尖上。
这场景后来被他们的朋友戏称为“十八相送”——就像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里梁山伯送祝英台的那场戏，走了一程又一程，怎么都舍不得分开。
幸运的是，这件事传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
周总理和邓颖超夫妇一直很关心文艺界的事情，他们觉得孙道临和王文娟的恋爱没有任何问题，不该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背景问题”被拆散。
周总理亲自过问了这件事，给相关部门打了招呼。
两个人的婚事这才有了转机。
1962年，孙道临和王文娟在上海国际饭店办了婚礼。
没有婚纱，没有鲜花，来宾也就两桌人。
但两人的脸上都带着笑。
四年的苦等，一夜的“十八相送”，终于等来了这一天。
婚后，两人搬进了武康大楼——这是上海最早的外廊式公寓建筑之一，由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设计，建于1924年。
这一住就是四十多年。
武康大楼的老邻居们后来回忆说，常看见孙道临帮王文娟背越剧戏服，王文娟帮他改剧本台词。
两人一起下楼买油条，一起在附近散步。
这些平平淡淡的日常，比那些银幕上的爱情故事还动人。
王文娟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两人住得不远，谈恋爱时沿着武康路、华山路、湖南路、淮海路散步，踏着梧桐落叶走到深夜。
那些落叶踩上去沙沙作响，像极了爱情的声音。
婚后的孙道临并没有因为家庭的稳定而放慢脚步。
他继续拍电影，后来又尝试当导演。
1970年代末，他执导了电影《雷雨》，把曹禺的经典话剧搬上了银幕。
1980年代，他又执导了《非常大总统》，展现了更广阔的历史视野。
到了晚年，孙道临对电影的痴迷不但没有减退，反而更强烈了。
他把家里的书房改成了电影工作室，里面摆满了各种器材和资料。
80岁的时候，他还在捣鼓数字电影——这个年纪的人，很多人连电脑都不会用，他却戴着老花镜学剪辑软件。
工作人员教一遍记不住，他就拿笔记下来，回去反复练。
他说电影技术在变，不学就跟不上了。
2003年，他的家乡浙江嘉善县决定筹建一座以他名字命名的电影艺术馆。
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是头一回——以前从来没有以在世的电影艺术家名字命名的艺术馆。
嘉善县为此投入了1.15亿元，建了一个占地6800平方米的综合艺术馆，里面不仅有孙道临的生平介绍和作品展示，还有三个电影小厅和一个兼容电影放映的小剧场。
馆内收藏了孙道临捐赠的大量珍贵收藏品和手稿，共计800多件套。
2007年2月2日，86岁的孙道临携夫人王文娟和女儿孙庆原回到嘉善，参加了孙道临电影艺术馆的开馆仪式。
那天他穿着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在展厅里慢慢走。
展厅里挂着很多他年轻时的剧照。
走到一张照片前，孙道临突然停下来，看了半天，然后问旁边的人：“这是我吗？演的什么来着？”
在场的人都红了眼眶。
这是他的艺术馆，每一张照片都和他的生命有关，他却认不出来了。
但他还是坚持走完了整个展馆。
每一步都很慢，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
他知道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回到家乡了。
2005年的那次生病，像一个分水岭，把孙道临的人生划成了两半。
之前他是那个让无数观众为之倾倒的银幕艺术家，之后他变成了一个连自己是谁都记不清的老人。
急性带状疱疹带来的不只是身体上的疼痛，更是记忆上的毁灭性打击。
那些他花了几十年积累的台词、角色、表演经验，全都像被一层厚厚的雾罩住了，怎么拨都拨不开。
王文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她放下自己的所有工作，每天守在病床边。
有时候孙道临会突然叫她的名字，她赶紧跑过去，老人却说没什么事，就是想喊一声。
王文娟知道，丈夫是在用这种方式确认自己还在。
2007年10月，孙道临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不好了，但他坚持要回嘉善参加电影艺术馆的开馆仪式。
那是他最后一次离开上海。
回上海后，他的病情继续恶化。
12月28日上午8点59分，孙道临因心脏病突发，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86岁。
消息传出后，整个中国文艺界都震动了。
无数人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哀悼。
那些曾经和他合作过的演员、导演、编剧，那些被他影响过的年轻一代电影人，那些看过他的电影、被他感动过的普通观众，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送别这位老艺术家。
王文娟处理完丧事后回到了武康大楼。
房子里到处都是孙道临留下的痕迹——书房里的那些电影资料，墙角那台老旧的剪辑设备，抽屉里那些手写的剧本分析。
她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着窗外发呆。
武康大楼的楼下有一家咖啡馆。
邻居们说，后来经常能看见王文娟一个人坐在咖啡馆的角落里，点一杯咖啡，一坐就是一下午。
有人问她怎么不回家坐着，她说家里太空了，到处都是他的影子，待不住。
现在再去武康大楼，还能看到孙道临和王文娟住过的那扇窗。
楼下咖啡馆里，偶尔有老人指着那扇窗跟年轻人说：“孙道临和王文娟以前就住那儿，俩人人好得很，总一起下楼买油条。”
电影会散场，记忆会模糊。
但有些东西不会消失。
孙道临走了以后，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他留下的那些作品。
《永不消逝的电波》里李侠发报时微微颤抖的手指，《渡江侦察记》里侦察兵的眼神，《家》里觉慧的忧郁与反抗，《雷雨》里周朴园的复杂与挣扎——这些银幕形象在时间的冲刷下不但没有褪色，反而越发清晰。
有人说孙道临是中国电影史上最有“书卷气”的演员。
这话说得对，但只说了一半。
他的确有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儒雅和克制，但他演的那些角色，从李侠到侦察兵，从觉慧到周朴园，没有一个是“书呆子”。
他的书卷气里带着一股韧劲，一种在任何困境下都不放弃的坚毅。
这种坚毅从何而来？也许和他早年的经历有关。
在日军囚室里的那七天，让他懂得了什么叫“存在与自由”。
那不是一个哲学概念，而是一种切身的体验。
后来他把这种体验带到了银幕上，让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不仅仅是看一个故事，而是在经历一种人生。
2007年12月的那一天，孙道临在华东医院的病床上闭上了眼睛。
王文娟握着他的手，泪水无声地流下来。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也许已经不记得自己是谁，不记得那些演过的角色，不记得那些曾经让他激动不已的台词。
但他记得一件事——他握着的这只手，是那个和他走过一生的人。
这就够了。
原创文章，作者：郭峰，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gaochengzhenxuan.com/keji/2052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