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折叠》:“老漂族”在城市中再次生长

秦秀英在内蒙古河套平原度过了贫苦而劳碌的前半生。六十多岁时，老伴离世，她离开熟悉的土地来到陌生城市：语言不通、习惯不同，她常常独自坐在房间里，像被困在过去。儿媳芮东莉与她之间隔着看不见的距离，儿子吕永林夹在中间，既是“夹心板”，又是试图化解误会的桥梁。

转机来自写作与绘画——在文字与色彩的陪伴下，秦秀英慢慢搭起与世界的另一种连接，重新建立生活的秩序，找到新的快乐与力量。婆媳间从陌生到理解的靠近，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温情故事，也是无数“老漂族”在城市中再次生长的缩影。《亲密折叠》让我们看到：即便离开故土，即便年岁已高，人依然可以开始新的生活；爱与尊严，也依然可以在暮年绽放。

《亲密折叠》，秀英奶奶 / 芮东莉 / 吕永林 绘著，上海贝贝特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由婆媳与儿子三人共同绘著，以民俗画与文字记录日常的好气好笑与相互靠近，为家庭叙事提供了质朴而独特的表达方式。

>>内文选读：

受气包

吕永林

我曾跟朋友吹牛：“这个世界上比我更有反思精神的人不多。”虽说是句大话，倒也能折射出我的一个长久愿望：越是意识到人类的销魂本性，就越是觉得要知道反思，包括对反思的反思。

卡夫卡对青年雅诺施讲过，他要发动一场自己反对自己的战斗，即“反对自己的狭隘和隋性”的战斗，但这是“最耗精力、而又几乎无望的造反”。卡夫卡此语，深得我心。

我姐说，小时候我被家里宠得厉害，有一次她买了双新皮鞋，但忘了给我买东西，我就找来把剪刀，要把新鞋铰烂。这件事，我其实不太记得了。但年少时甚至青年时的任性与狭隘，我是知道的。比如，家里人没让我看自己想看的电视，而调了别的频道，我就会独自生闷气，倒头躺在角落里，以远离“人民”。比如，乘着人满为患的绿皮火车出门，去趟厕所，回来发现有人躺在我的座位底下睡觉，简直让人没法下脚，我就会大声怪责，而想不到去设身处地地体味一下那陌生的远行者的难。

好在后来，有茫茫不知所起的反思精神起了召唤作用，使我成为一个不那么自我的人。因此我也常常自忖，这茫茫不知所起的反思起于何处？我父亲的脾气不好，尤其对家人。从反对父亲到反思父亲，不希望自己将来跟父亲一样，应该是个早期动因。常年阅读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著作，必然也起到了极大的召唤和推动作用。经由生活本身和阅读，我知晓太多人因缺乏反思精神而带给他人及世界无穷尽的暴力和伤害，我很不希望自己这样。无论对于施害还是受害，我都希望自己能有所超越。

2006年，东莉因病住院，做了个不大不小的手术。陪护期间，好几次，我看见有的病人家属在夜影里掩面哭泣。东莉在病房中，则像只无助的小兽，被困于充满药水味的白色斗室。生命之弱小，人生之艰难，在医院住院部可谓最撞人眼，惊人心。后来，东莉说，仿佛就是从那时起，我整个人变得柔软了许多。我想，反思，不正需要柔软吗？

精神的柔软，可使心灵的耐受力增强。尤其是人到中年以后，我似乎越来越能够自由跃出自己的攻击性和怒火，从而更能容纳和承受身边人的攻击性和火焰。这是我年轻时做不到的。

在东莉和母亲之间，我两头都当受气包的情形在所难免。而且，这包上也打了些补丁，不过至今还算好使。当然啦，受气不是终极目的，而是缓和局面的手段。受气时，如果我能不图一时之快，不即刻反弹，而是先当一当受气包，那么，前面说过的“心事侦探”“家庭导师”和“清官”就有机会出场，进而改变一段段家庭微观历史的走向。

比如那次散步时发生的事。路边有座僻静小庙，东莉想到里面去转转，母亲硬是不让。她说，祖祖辈辈都讲究，妇女来例假时不能进这些地方，否则会被神神们怪罪。东莉听了十分郁闷，大为女性鸣不平。她同时觉得，自己的婆婆身为女性，并且是写过两本书的人，却还抱持着这种观念，更是叫人火大。我相信，倘若遇到别的什么事情，照母亲的性格，估计也就随着东莉去了。但这回，母亲颇为执拗，始终不肯让步。往回走的路上，东莉越想越伤心，索性蹲在地上大哭起来，母亲见了，也没说句安慰的话。

在一个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精神家园残破不全的普通人这里，民间信仰的功能，近乎宗教，它既能总体性地解释世界，又能于日常中安置苦弱者的肉身和心灵。但对于母亲来说，其中的代价是，你要依凭它，仰仗它，就得总体性地相信和遵从它，包括认同它对女性的某些贬低。这种情况下，我站队任何一边都不好，而最好是扛住两边皆不让步的压力，同时把东莉和母亲的手都牵着，牵紧。要等她们心绪都平定了，甚至要等后面有了好的契机，再让“心事侦探”和“家庭导师”出来给她俩说道说道，效果定会大不一样。

不过呢，任何人的反思能力和忍耐心都是有限的。我也一样，尤其是当我自己的处境也不怎么美妙，心情也不怎么好的时候。举例来说，我家楼上的邻居将他家房子隔成数间，然后分开出租，租房者大多是年轻人。巧的是，紧挨着玄关的那间房，无论租住者怎么更换，都有一个相似的习惯：喜欢晚睡且常在夜深人静时制造噪声。他们有的穿硬底鞋在屋里走来走去，或者随意搬动桌椅；有的爱大声说话，长时间地，像夜晚推销员；有的老往地板上丢东西或掉东西；有的则是伴侣间经常发生激烈的争吵，甚至会打斗，于是怒吼、咆哮、嚎叫与哭喊声便倾泄而下。不巧的是，我和东莉常住的卧室，刚好就在下面。为此，我们与各方做过各种沟通，山穷水尽之际，还拨打过110。有一对小年轻，我们第一次与他们沟通后，还送了水果上去，当时他们的态度也挺好，并回赠过我们水果。可惜，后来的深夜噪声仍旧频发。一天晚上十点多，噪声又起，我给他们发消息提醒，他们嘴上说好，然而噪声还是继续。十一点左右，我打电话过去，结果话不投机半句多，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愤怒间，我冲电话里的男青年讲了几句侮辱的话，单方面结束了通话。男青年心里当然有气，又拨过来，我一接通，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骂了句“去你爷爷的”，又撂了电话。那段时间，全球新冠疫情已经暴发了两年多，大家还是要隔三岔五地在小区里接受核酸检测。但就算面对面遇着了，我和楼上那位男青年也当对方不存在。结局是，在疫情管控解除后没几天，他俩就搬走了。

因此，我会提醒自己，即使在家里，也不能老当“受气包”，还是得跟“心事侦探”“人肉翻译机”“家庭导师”“清官”搭配着来。遇到特别难的时候，索性放飞一下自我，做做“局外人”也是对的。

>>作者简介：

秀英奶奶，65岁重新识字、画画，著有《胡麻的天空》（2015年）、《世上的果子，世上的人》（2022年）。

芮东莉，自由撰稿人，已出版《自然笔记》等。作品曾获第九届文津图书奖、第四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银奖等奖项。

吕永林，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创意写作学科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