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通商银行故事

一、口水和菜刀：一桩假钞案掀翻上海滩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月初七，春节刚过，上海外滩的寒风还带着年味。一个钱庄伙计走进黄浦滩路的中国通商银行，手里攥着几张皱巴巴的钞票，递到柜台窗口。他打算把这几张通商银行发行的五元券换成白花花的银子，好去进货。

柜台的职员接过钞票，随手一翻，脸色突然变了。

“这票子是假的。”

钱庄伙计当场傻了眼。他还没反应过来，银行职员已经叫来了巡捕房的人，三下五除二把他扭送了出去。

消息像一阵风，当天就传遍了上海滩。

“通商银行不认自家出的钞票，还把去兑换的人抓起来了！”

“那票子是不是假的不知道，但银行这一手，分明是心虚啊！”

“铜钿银子关心境”，老百姓的血汗钱就是命根子。第二天，通商银行门口就开始排起了长队。起初只有十几个人，第二天变成了上百人，到了第三天，黄浦滩路几乎被堵得水泄不通。人们挥舞着手中的通商银行钞票，喊着要兑现。有人在人群中大喊：“再不兑出来，明天这纸片连草纸都不如！”

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一些小钱庄趁机落井下石，通商银行的一元钞票本来可以十足兑换一枚银元，现在只能兑换八九角，还要看人脸色。到2月5日、6日，通商银行柜台上验出的假钞越来越多，除了五元券，还冒出了十元券。银行职员一律当场撕破，盖上“假币”戳记。可这反而让更多人慌不择路——被撕破的票子银行不认，那我的票子会不会也是假的？

挤兑的人潮一天比一天汹涌。租界巡捕房派来了二三十名巡捕维持秩序，可人群根本不听。人们哭喊着往前挤，有人被踩伤，有人被偷走了钱袋子，有人抱着孩子哭，有人在人群中骂娘。巡捕们挥舞警棍也无济于事，最后只好动用了消防水龙。冰冷的水柱冲散了人群，可不到半个时辰，长队又重新排了起来。

身在北京的盛宣怀接到急报，急得一夜没合眼。这位洋务派大佬，一手创办了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汉阳铁厂，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奠基人。他深知，这家银行垮了，他的整座商业帝国都将动摇。

盛宣怀连夜拍板：调取库存银100万大洋，又从自己的私房里凑了金条银锭，甚至把家里的首饰都拿了出来，以这些为抵押向汇丰银行拆借了70万大洋。他传令上海方面：“随到随兑，现银不够就找其他银行帮忙！”

2月8日是星期天，银行本应休息。但盛宣怀破例下令开门，每次只放20个人进来，一人一人地兑现。整整一天，兑出现银20万两。

这场挤兑风潮持续了数日，直到通商银行的信誉勉强稳住。但这场风波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银行的存款从1899年的397万两暴跌到1904年的189万两，放款从582万两下降到261万两。更令人发指的是，那批假钞竟然是由日本人山下忠太郎一伙伪造的——一个外国势力，竟然伪造中国第一家本土银行的钞票，然后坐看中国人自相踩踏。

可恨的是，由于清朝法律对伪造外国银行钞票的条款缺失，这些日本浪人最终逃脱了严惩。

二、冲破壁垒：中国人自己的银行

时间倒回到1897年，故事的开头同样精彩。

彼时的上海，洋行林立，外滩上飘扬着各国的旗帜。英国的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这些洋人银行像八爪鱼一样，把触角伸向中国经济的每一个角落。从1845年第一家外国银行在中国设立，到1897年的半个多世纪里，在中国经营存款、放款、汇兑等业务的银行，全部由外国人经营。

中国人自己的钱庄、票号虽然历史悠久，但它们主要做的是传统商业汇兑，规模有限，无法与外国银行抗衡。更重要的是，钱庄不发行纸币，不吸收公众存款，不向近代工业放款，根本无法承担近代化所需的金融功能。

“铸银币、开银行两端，实为商务之权舆。”1896年11月，盛宣怀向清廷上书，力陈开银行的重要性。他的理由很直接：中国的铁路、矿山、工厂都需要巨款，这些钱都被外国银行赚走了，中国的银子哗哗地往外流。如果再不开办自己的银行，中国的命脉就要完全攥在洋人手里。

盛宣怀的建议，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他参照当时外资银行中的佼佼者——汇丰银行的制度，为中国通商银行制定了多条章程。银行资本定额500万两白银，先收半数250万两，并商借度支部库银100万两，分5年还清。

谁来出钱呢？盛宣怀自己的人马立刻跟上。他督办的轮船招商局投资80万两，电报局投资20万两，占了实收资本的五分之二。盛宣怀本人及代李鸿章等官僚投资达70余万两。此外，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等宁波帮巨商也纷纷入股，成为该行的创办人和大股东。

1897年5月27日，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外滩6号正式开业。鞭炮声中，这座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商办银行，终于呱呱坠地。

三、印钞票的特权：比大清银行还早八年

通商银行一成立，就拿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特权——发行纸币。

这项权力比官办的大清户部银行发行兑换券还早了整整八年。换句话说，在1898年到1905年之间，通商银行是中国唯一一家可以发行纸币的华资银行。银两票和银元票两种钞票同时发行，银两票分伍钱、壹两、伍两、拾两、伍拾两、壹百两六种，共印制50万两；银元票分壹元、伍元、拾元、伍拾元、壹百元五种，共印制235万元。

这些钞票可不同凡响——全部在英国伦敦印制。钞票正面印着中文，背面印着英文，还有洋大班美德伦的签字。这种设计在当时可谓煞费苦心：印上洋人的签字，是想让人相信，这家中国银行的钞票也像外国银行的一样可靠。

在那个洋货横行、洋人说了算的年代，印着洋人签字的中国钞票，是一种无声的抗议，也是一种无声的妥协。

四、“权归总董，利归股商”：盛宣怀的一言堂

通商银行名为“商办”，实际上是“奉旨设立”的官商性质。银行章程里写着“权归总董，利归股商”八个大字，听上去像是民主决策、利益共享。可实际上，大权全由盛宣怀一人独揽。

盛宣怀指派了9位总董：张振勋、叶成忠（叶澄衷）、严信厚、杨文骏、刘学洵、严滢、朱葆三等。这些人大多是宁波帮的头面人物，在商界有着巨大的号召力。但他们心里清楚，真正拍板的，始终是盛宣怀。

尽管如此，通商银行的创立依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打破了外资银行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垄断，让中国人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现代银行。它支持了盛宣怀旗下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等洋务企业，也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金融血脉。

五、烈火与暗礁：一场又一场的灾难

然而好景不长。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900年，通商银行北京分行和天津分行在战火中被焚烧抢劫，钞票被一抢而光，所有账册荡然无存。

紧接着就是1903年的假钞案，几乎把通商银行推到了悬崖边上。挤兑风潮过后，银行的元气大伤，各地分行相继发生分董舞弊事件，呆账增多，到1905年只剩下北京、汉口两个分行和烟台一个支行。

盛宣怀不得不收缩战线，重新整顿。但铁路外债存款给了通商银行喘息的机会。到辛亥革命前夕，这家银行可运用的资金已达1000万两，实力远远超过了传统钱庄。

不过，真正致命的打击在后面。

六、落入傅筱庵之手：一家银行的沦落

1916年盛宣怀去世后，通商银行失去了最大的靠山。盛家的子孙们为争夺遗产闹上法庭，闹得鸡飞狗跳。傅筱庵以“帮忙打理”的名义趁机接手，利用自己的手段，一步步把银行的控制权夺到手里。

傅筱庵当了银行经理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肆向北洋政府贷款。北洋政府那帮人拿了钱打仗、挥霍，根本不还。贷款收不回来，银行的资金链越来越紧张。到1935年，终于爆发了又一场严重的挤兑危机。

1935年，傅筱庵已是臭名昭著的汉奸——他当了伪上海市长。通商银行在他的管理下风雨飘摇，储户纷纷提款，几乎要关门大吉。上海滩的金融巨鳄杜月笙出手了。

杜月笙接管通商银行后，将其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1936年，杜月笙在上海正式将中国通商银行改组为官商合办。这位青帮大佬手段高明，一方面引进官方资本稳住阵脚，另一方面用自己的江湖声望威慑对手，总算让银行勉强维持了下来。

七、最后的篇章：一家银行的生命轨迹

抗日战争爆发后，通商银行总行迁至重庆，像许多上海企业一样，在陪都的大后方艰难求生。抗战胜利后，它又迁回上海，试图恢复昔日的荣光。

1949年上海解放，一切都变了。人民政府接管了银行的“官股”，将其改造为公私合营银行。1951年5月，通商银行与新华、四明、中国实业、建业等银行组成联合总管理处。1952年，它与四明、中国实业等银行合并为统一公私合营银行。

至此，中国通商银行——这家存活了整整55年的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它从外滩6号起步，在一场假钞风波中险些覆灭，在傅筱庵的败家经营中摇摇欲坠，最终被时代的大潮裹挟着走向终结。但它的诞生，毕竟意味着中国人终于有了自己的银行；它发行的钞票，毕竟是中国人自己的钱。